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年以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并随着实践发展愈发彰显把握大势的真理力量、解答时代之问的引领作用。如何从“第二个结合”的维度理解这一理念的丰富内涵？如何讲清楚中国人的“天下观”，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中华文明的“和文化”如何为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本报约请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主持人：陈瑜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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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郭树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典范项目，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已成为地中海地区领先的集装箱大港之一、欧亚双向陆海联运通道新枢纽 新华社发

主持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习近平主席在给马耳他圣玛格丽特中学“中国角”师生的复信中指出，“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厚文化底蕴，及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杨国荣：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代概念，但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中也确实包含着与之相通的观念，那就是超越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不是简单地以文明发展程度和形态为视域，而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关切人类的发展和命运。

儒家的经典之一《尚书》提出“协和万邦”的要求，这一主张意味着以和平相处、和谐交往为协调天下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关系的原则。《礼记》中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天下为公”等思想，并以此为天下“大同”的具体内容。宋明时期，张载更进一步提出了“为万世开太平”的观念，其中包含类似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理想。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到“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观念的总体目标是超越具体或特定的民族或国家，以整个天下为关注点。这一意义上的“天下”，与近代以来的“世界”相通，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一侧，可以看到“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横幅，这里所表述的“世界人民大团结”，既延续了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观念，又可以视为其进一步的展开。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具有某种承先启后的作用，一方面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和近代以来西方启蒙思想，并对其范围而进退之，另一方面又接引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王健：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世界整体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人类共在秩序，从天下去理解世界，通过“协和万邦”和“天下大同”以文明交融求达于天下一家，即《周易》所谓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统的“天下观”在中华文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价值观。这种观念强调了个体和社会的和谐关系，以及个人和公共利益的平衡。

正是继承发扬了中华文明“达则兼济天下”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不仅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更为推动世界各国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担当。“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为“六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胸怀天下”。这突出反映出“两个结合”的深刻要义。“胸怀天下”中的“天下”，既得到“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立己达人，兼善天下”“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同时又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普遍交往理论内在要求与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超越了传统“天下”对世界历史认知的缺失和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始终把本国命运与世界命运联系在一起，始终把追求人类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底色。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对天下观进行创造性转化是当前学界的共识，如何看待学界多年来持续争论“新天下观”话题？

郭树勇：“新天下观”反映了新时代的国际观，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条件下日益崛起的中国对于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的美好向往；体现了新时代的国际责任观，即要求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要有世界眼光与使命担当，为人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也反映了新时代的总体安全观念。但“新天下观”目前并未完成其理论构建，“天下”一词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一般须与情怀、大道、胸怀等词语搭配使用，以形象的、修辞的方式阐发其意义，才能具有符合时代精神的内涵。而且，东亚、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的不少学者容易把“天下”话语与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与朝贡体系等历史经验联系在一起，而这会被认为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格格不入，因此，它极易受到误解，国际传播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高度，多次以扬弃的态度使用了“天下”这个用语。比如，“我们历来主张，人类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来把握和决定。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合作共赢，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又如，“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等等。总书记是在极为严格的语境下使用天下话语来表达世界情怀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主张“新天下主义”。这是因为，新天下主义无论多么富有思辨，总的意思却是主张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性制度理想模式来重构世界秩序，这种思路与全球文明倡议中的世界文明多样性原则并不一致。另外，新天下主义要处理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如何对待主权民族国家体制与联合国的历史性地位。它实际上力图解构世界性民族国家体制。在高举现代化理论旗帜和捍卫联合国宪章精神的今天，使用新天下主义等词汇需要持以慎重的态度。

杨国荣：在肯定传统的“天下”观念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启示的同时，对其历史意义不宜过度夸大。时下不少论者似乎认为，一旦复活或推广“天下”观念，便可以化解国际冲突、走向世界和平，这多少把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过于神化了。其实，“天下”的观念更多地蕴含着与现代“世界”观念的一致趋向。从思想衍化看，“天下”概念是在“世界”观念出现之前中国传统的表述。近代以来，随着“世界”作为“world”的汉译而被广泛运用，它也具有了愈益普遍的含义。如前面已提及的，相对于这一视域中的“世界”观念，“天下”并没有特别“神奇”的规范功能。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世界意识已体现了普遍的价值意义，“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命题，可以视为其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方面，“天下”观念呈现的主要是与之相近的趋向，而并无进一步的规范功能。切实地看，如何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念和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观念加以沟通，或许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郭树勇：对天下、天下观等古代词汇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前提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天下”话语系统进行深入批判的同时肯定其中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华部分。比如，重视和提供一种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一方面，我们倡导建立一个和谐开放的世界秩序，反对由某个霸权国家来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注重与西方的世界观这个用语适当地区别开来，用正确的天下观来替代世界主义话语中的不适当部分。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从20世纪50年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20世纪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和万邦”始终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处世之道”。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王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平。经济层面来看，中国历史上注重与各国进行互利合作，通过贸易、文化交流、科技合作等方式，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明层面来看，中华文明通过文化交流推动协和万邦，与其他文明之间建立了相互尊重、包容与合作的关系。安全层面来看，中国通过外交手段追求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实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欺凌他人的殖民主义。明代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没有占领一寸土地，被誉为“和平使者”。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中国人天性是喜好和平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认为，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爱好和平的大国。

中国是世界上迄今唯一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以和为贵”思想，坚持开放合作的心态，推动中国和平外交创新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到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准则。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一理念强调了国际社会应当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双重目标，注重通过合作与共赢来促进全球繁荣与稳定。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全球问题的现实挑战，为解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主持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需要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思维，开辟一条合作共赢的文明发展新道路。中华文明的“和文化”如何为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王健：基于民族国家本位主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遵循的是自然状态和契约法则。为了论证国家的正当性，霍布斯建构了一个充斥着弱肉强食和丛林法则的自然状态，人们为了摆脱“战争状态”，因而主动订立契约，愿意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由此建构出主权者，即具有最高主权的民族国家。这是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内在逻辑，天生具有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思维。

基辛格指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展开，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已经不再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传统主权观念基础上的“国际社会”，而是日渐一体化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的构建，某种程度可以从中国的“和文化”得到历史和思想滋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超越。要汲取“天下”理念所主张的世界尺度和人类情怀，超越民族国家至上的思维方式，走出霸权主义逻辑导向的国际社会分裂和对抗的困境，重视世界整体的本体论地位，重新唤醒人类“命运与共”的整体意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观基础，在包容性价值秩序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超越不是对其简单否定或推翻，而是在尊重民族国家主体地位的同时，扬弃“民族国家本位主义”的私利性，以整体性和包容性重新确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群己关系。

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可以为此提供文化和价值支撑。中华文明强调“仁者爱人”的交互性伦理。我们历来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尊严、福祉和发展，追求人类共同的幸福和发展。中华文明强调重义轻利的传统，践行“达则兼济天下”，这充分体现了正确的义利观和合作共赢的思想。中华文明强调仁爱亲和观念。将关怀他人、互助合作、共同发展作为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础。在全球治理中，仁爱亲和的理念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增进人民之间的理解。中华文明历来倡导包容开放的态度，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国际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多元共生和共同繁荣。中华文明强调合作共建的精神。在国际关系中，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意味着各国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和合作解决问题。

杨国荣：《中庸》中的两个重要命题值得关注。首先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一观念既涉及天人之辩，也关乎人与人之间关系。从人与人之间关系来说，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就是让每一个体、每一集团、每一民族、每一国家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共同体中所有成员，都能够走向繁荣和发展，而不能把生存权利仅仅限定于少数国家或少数人之中。其次是“道并行而不相悖”，其中更多地涉及价值观念。该命题蕴含着宽容的原则，并要求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文明形态和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式。比较而言，现代西方趋向于以所谓价值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划分不同阵营，以其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为唯一或排他的系统，并由此显示其优越性，这种取向的背后，是西方一神教传统下形成的独断进路。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念以求同而存异为取向，既承认普遍价值观，又要求肯定并尊重普遍价值观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传统之下的独特体现形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平等，等等，这种展现人类发展趋向的观念从一个方面构成了普遍价值原则的基础，对此，需要加以认可，但同时，这些原则在不同文化传统之中的体现形态又存在差异，应当彼此尊重。价值系统的独断化容易引向抽象化，抽象化既导向形式化而缺乏现实品格，也会走向虚伪化。唯有充分注意普遍价值在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中所呈现的独特品格，并且对这种独特的形态给予充分的尊重，才能使共同价值取向得到真正的实现。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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