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日本研究，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名家辈出。在日本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刘岳兵教授以院长之责，亲自编纂这部七十余万言的《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对一百二十余年来南开日本研究的历程、事件、人物、成果等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缅怀前辈，赓续传统今年是南开日本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也是“南开史学”成立百年，还是南开大学成立一百零四周年。而“南开日本研究”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比南开大学创立早二十年。岳兵教授多次谈及南开日本研究之萌芽，早在2020年出版的《至境终须合大群》一书《前言》中，就谈道：“要了解南开的日本研究，必须追溯到南开学校的‘萌芽之时期’，必须从严修贵州学政任满回津、从张伯苓亲睹国旗三易的痛感和奋起，必须从小小的严氏家塾、从‘南开校父’严修的思想行为开始挖掘。” 而在《关于日本，他们在<南开思潮>中说了些什么？》文中他再次强调：“南开真正的日本研究，是与南开大学的创办相伴而生的。从南开学校筹备大学部到成立南开大学的这段时期，日本已经是南开师生关注的对象，这段时期可以叫做早期南开日本研究的准备期。”（本书《附录》第714页）故而《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始于1898年。这年 3月25日，严修自贵州学政任满，离任回津。10月29日，张伯苓受聘严修家馆，以新学教授严家子弟，从而开启南开学校的萌芽，也开启了“南开日本研究”之门。一定意义上，对日本的关注，促成了南开学校的创立；随着南开大学的建立，日本研究自然就成为南开学术研究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从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专家。梳理南开日本研究历程，追念前辈业绩，彰显南开日本研究学术成就，成为本书的重要目标，故而缅怀前辈，赓续学术传统，成为本书第一个印象深刻的学术情怀。

本书将南开日本研究从1898年到2022年分为六个阶段，以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64年日本史研究室的成立、1988年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和2003年日本研究院成立为标志，分为六个时期。每个时期为一卷，主体六卷。前两个时期从1898年到1949年，重点考察严修、张伯苓多次考察日本，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奠定南开日本研究的基础。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吴廷璆先生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尤其是1964年成立日本史研究室，在学术机制上，为南开日本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学术组织和学科基础。1988年俞辛焞先生创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各系所日本研究者得以团结起来，共同开展学术研究，南开日本研究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境地。2003年以杨栋梁教授为代表的第三代研究者，成立日本研究院，设定三个研究方向：日本历史与文化、日本现代经济和日本现代政治，在区域国别的学科视野下，进行跨学科的系统研究，将南开日本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一系列影响深远、集大成式的学术成果，纷纷出版，充分展示了南开日本研究雄厚的学术实力。作为南开日本研究第四代学术领军人物的刘岳兵教授，在本书中充分呈现了一代代南开日本研究专家的心路历程、学术成就与学术影响，展示了南开日本研究薪火相传，代代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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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尊师重道，感恩情怀

本书虽是史料汇编，却寄托着编者满腔情怀，刘岳兵教授编撰此书也是为了完成其先师方克立先生所交代的最后“作业”。作为南开大学的杰出校友，方克立先生对于南开日本研究中所体现的“南开精神”有十分深入的感悟，故希望岳兵将其整理出来。早在2016年，方先生就曾给岳兵教授说过：“关于中国日本研究学术史的研究（包括‘编年’），非常有意义，在这方面你可以做出开拓性的工作。”岳兵教授谨记师命，2019年编成《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一书，受到方先生的赞赏：“为南开，也为日本研究院，大大地争了一把光。这件事情干得真漂亮！”（《至境终须合大群》，第647页）2020年2月2日，特别致函岳兵：

1949年吴廷璆先生到南开只是开始了日本研究的一个新阶段，此后70年薪火不绝。你大概算是第四代领导人，把视野扩大到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是你的一大贡献。你编的《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我还没有见到此书；有一篇介绍文章说是36年，算错了，实为26年）是整套丛书的灵魂，它不是拾遗补阙之作，而是把南开日本研究所体现的“南开精神”真正彰显出来了。张伯苓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他深知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要全面过细地研究日本，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大概是“知己知彼”的意思吧！以至到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感叹：中国对日本的认知“何至于到现在还如此朦胧呢”？日本侵略中国，他说“责任在中国这边”，恨铁不成钢呀！中日两国是离不开的，日本方面可能的资助他还是尽量去争取。

你把中国的日本研究概括为“克敌制胜”（“知己知彼”），“他山之石”，“美美与共”三种境界，是有利于今后发展日本研究与中日合作的。你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此时到关西大学去拿一个文化交涉学论文博士学位，也颇具象征意义。日本学者第一个在南开大学拿论文博士学位的是千宗室先生，那是1991年。系统整理这些资料，或许还可以编一个南开日本研究百年大事记。（《方克立论著集》第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55页）

方克立先生信函中方先生对于岳兵在探究南开日本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成就，予以很高评价，同时又给岳兵教授新的建议：“编一个南开日本研究百年大事记”。岳兵教授将其视作方先生交给他的又一篇新的“作业”，只是没想到这会是最后一篇“作业”，因为两个多月以后方先生遽归道山！5月份，岳兵教授终于编成《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编年初稿（1898-1949）》，算是给方先生交了一个“作业初稿”。书虽成，师不在，心中之悲凉，自不待言。又花费数年，在初稿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最终编成这部《纪事编年》，将时间下限从1949年延伸到2022年。方先生天国有知，肯定会含笑九泉的。方先生希望岳兵教授把南开日本研究所体现的“南开精神”彰显出来，岳兵教授特别作了回应。他将“南开精神”归纳为三点：“第一，自由发表不同的观点，不唯上是从；学校也包容各种不同的声音，不搞一言堂。”“第二，打破各种因袭的、轮回的旧圈子的循环，以立足中国、发展中国、知中国、服务中国为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目标。”“第三，南开素来重视道德教育……实际上就是南开校训中的‘公’和‘能’两个方面。” 更以他们师生二人的交往，深入阐释了“南开精神”的内涵：“以上方方面面，在我而言，与其说是通过挖掘历史，其实更是从随方先生学习、受方先生关照三十余年的切身感受中体会得到的。先生强调自由而扎实的学风，从来不以自己的专业领域限制学生，从来不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鼓励学生自由发展，宽容而又讲原则，温而厉。”（《至境终须合大群》，第648-649页）本书透过南开日本研究，深入地阐释了“南开精神”的丰富内涵，更可以说是岳兵教授与方克立先生师生情怀的见证！

三、家国情怀，校史新范

在本书《小序》中，岳兵教授写道：“这本南开与日本关系的编年史料，至少对于南开大学的校史研究是有意义的。”这是岳兵教授的自谦之词。书名“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可拆分为三个关键词：“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实际上本书饱含家国情怀，有着多方面的学术意义，一定意义上说，开创了南开校史写作的新范式。

第一个关键词是“南开”，这是一部南开特殊的校史。这里的“南开”，包括了从严修的家馆开始，到南开小学、南开中学，一直到南开大学，凡是跟日本有关的人、事、言，全都编辑于此。将南开日本研究跟南开校史紧密联系起来，深入阐释了“南开精神”的内涵，在南开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日本研究都有重大发展，或者可以说，本书是透过南开日本研究，将南开校史进行了系统梳理，这也说明南开日本研究本身可以视作南开校史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诚如前面提到，更重要的是，透过南开日本研究的梳理，更好地阐发了“南开精神”。诚如岳兵所言：“百年来的南开日本研究，就这样被抹上了一层难以褪去的底色。简单地归纳一下，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第一，重视实地调查……实地调查逐渐具有组织性、综合性和系统性，形成了南开的学术特色。第二，爱国、救国。”调查就是“为了爱国和救国”，也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第三，对日本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其军国主义的侵略必须警惕、揭露和抵抗，对于其强国之精神，也要虚心学习和研究。”“遗其形式，而求其精神”，这实际上是“南开精神”的一种反映，（第720-721页）成为支配历代南开人日本研究的灵魂。

第二个关键词是“日本研究史料”，即南开与日本有关的人、事、言，全都总览于此书之中。本书稿涉猎范围，诚如本书《凡例》所言：“本稿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与日本相关的言论、报道、论著辑要；第二，与日本相关的事件；第三，虽与日本未必有直接关系，编者认为其言论或史实对认识南开学校、南开精神，观察日本、研究日本或了解当时日本研究的历史氛围等有启发意义者。”实际上乃是遵循了中国古代纪事的两大内容：“事”与“言”。“事”，乃南开学校与日本交往的事件；“言”，乃反映南开人研究日本的论著。

在整个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大背景之下，叙述南开日本研究与南开对日交流情况，说明一方面南开的日本研究是跟中日关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同时又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本书通篇都贯穿着这样的特色。例如1915年1月18日，引用《严修年谱》叙述道：“日本公使会见袁世凯大总统，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即召集国务总理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开会商议对策。5月7日、9日，严修《日记》分别记载：‘日人递最后通牒于我。’‘中日交涉定约。’” 又特别记录张伯苓在5月17日针对“二十一条”的讲话，鼓励学生“国威以振，国耻以雪”！（第19页）将南开日本研究融入整个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之中，这样的特色贯彻全书，可见南开的日本研究是与整个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

“日本研究史料”中的“研究”二字，应是相当宽泛的概念，并非指纯粹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当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南开师生跟日本的交往，不管是严修、张伯苓以及随后的大学校长们、教授们对日本的考察，与日本学人的交往，还是学生短期赴日进修、留学、攻读学位，老师们的访学、研修等全都包括于此书中。另一方面，凡日本与南开相关的人和事，也全都涵盖于书中，包括日本各界人士来南开交流、访问、开会、赠书、捐资等等内容，实际上乃是南开与日本双边交往的各种人和事。本书资料十分丰富，征引相当广泛，既有南开校史方面的各种资料，也征引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日本有关南开大学的史料，体现作者有着严谨的态度，广博的知识。因之，“南开与日本的关系，大而言之，或可视为近现代中日关系的一个缩影；南开的日本研究，也可能是观察和了解、反思近现代中国日本研究发展历程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比较典型的窗口。”（第1页）故而也就决定本书有着十分广泛的学术价值，既是一部饱含家国情怀的南开日本研究的学术史，又可谓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实例。

第三个关键词是“纪事编年”，清晰地揭示本书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按照时间顺序，将相关人、事、言，编辑成册，总成一书。本书在纪事之时，亦重视记言。对于“言”的重视，成为本书一大特色。凡关涉日本之言论，尤其是有关对日关系之政论、书信、谈话、杂感等，皆加以摘录叙述。即如1917年4月11日，张伯苓修身班演说“旧中国之新希望与旧南开之新责任”，载于同月18日刊行的《校风》第61期。“强调美国在东亚的重要性，强调东亚诸问题关系美日中三国者：言中国之与东亚诸问题乎？此为关系美日中三国者……”（第123-124页）摘录文章大半篇，全文照录。书中多摘录张伯苓刊在《校风》上的演讲稿，因为关涉时政，关涉当下现实，自然绕不开当时的中日关系，故多予摘录。因此，本书固然是南开日本研究的学术编年史，也是南开大学与日本交往的关系史，同时也是中国日本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例，即以南开为中心，揭示中国日本研究状况；也以南开为例，说明二十世纪初以来一个多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乃系透视当代中日关系史的一个具体实例，无论是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还是南开的校史研究，本书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在《至境终须合大群》一书中，收录了杨栋梁教授的《史学大家吴廷璆的学识与情怀》，在追念吴廷璆先生学术人生之同时，杨老师也特别注重吴先生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为随后历代南开日本研究学人所继承和弘扬。曹雪涛校长说过：“时至今日，南开在日本研究领域汇聚了一批具有科研热情和能力的资深专家与青年学者，积淀了大量能够引领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传统和特色……是南开深厚学术积淀和文化底蕴的体现，有利于形成中国日本研究的‘南开学派’，这不仅是南开学脉的传承，更是南开精神的永续。”（《至境终须合大群》，第4页）诚哉斯言！刘岳兵教授在此书中，梳理南开百年来日本研究，深入阐释了“南开精神”，更是为南开日本研究的家国情怀，作了新的阐释，必将对今后南开日本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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