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五年（1879年）的春天，在巴黎，一位正值壮年、风度翩翩、说话还带着点贵州口音的中国外交官，正在宴会上谈笑风生。他在祝词里表达了对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支持和赞叹，并在5月29日的表决中，代表中国投了赞成票“oui”——这是中国人首次参与影响世界的决策。

他叫黎庶昌，贵州遵义人。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黎庶昌故居内的塑像。

摄影/陈伟红

作为清廷的初代外交官，这位贵州老乡，早在国人尚处蒙昧之时，就已经在伦敦旁听过英国国会议员们battle，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坐过氢气球，在马德里看过西班牙人激情斗牛.....他将这些欧洲列国的政教风土写成《西洋杂志》，被已故贵州学者黄万机先生誉为“近代史上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贵州人”。

黎庶昌题字“求吾志斋”。

摄影/陈伟红

而在这位外交官的背后，正是贵州这个西南山地大省深厚的文化教育底蕴。贵州，虽然身处封闭群山之中，却自古就与中原文化紧密相连，有时甚至领天下之先，在文化教育领域影响了整个近现代中国。

贵州文脉，从何而来？

要溯源贵州文化，就要将目光投向上古时期，从旧石器时代遍布贵州全境的古人类先民，再到先秦时期宁静生息于中原之外的百濮与夜郎，都昭示着贵州从不是文明的不毛之地，而恰恰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部分。

屡毁屡建的甲秀楼，正是贵州文脉延续的体现。

摄影/陈伟红

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新的人群次第汇入这片土地。在贵州遍布的的喀斯特峰林、峰丛之间，中原文明的种子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形成了与华夏文明同气连枝又独树一帜的文化底色。

贵州人尊奉舍人、盛览与尹珍为“汉三贤”，不仅是他们开贵州地方向学求知之先声，更因为他们将贵州人的身影，融入了大汉刚健奔放的文化气象。

唐宋两代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儒学兴盛。李白、刘禹锡、黄庭坚皆题诗于贵州，更有古代彝族诗人写就《彝族诗文论》《彝族诗律论》，精研民族语言的格律技法，与唐宋风雅齐肩。

明代，不仅是贵州正式建省的关键时刻，也见证了贵州文教事业的勃兴。有明一代，贵州的官学、私学大兴，讲学蔚然成风。而贵州籍官员田秋的建言，则为本乡本土的读书人打通了最后一道屏障。

贵州进士，将自己的姓名与籍贯列于“龙虎榜”上。

设计/九阳

他于嘉靖九年上《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奏请在贵州独立设乡试考场，获得朝廷批准。嘉靖十六年，贵州首次开科。此后贵州的读书人不必跋山涉水远赴云南应试，恰如鱼跃龙门化而为龙。

在贵州开科后的三百余年间，出身贵州的举人六千人，进士共计七百人，其中很多人都成为影响一时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充分展现了明以降贵州的人文精神和蓬勃气象。

创建于清朝雍正十三年的贵山书院，是如今贵州大学的前身。

贵山书院试卷，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摄影/陈伟红

此外，明代贵州最著名的莫过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作为王阳明直接的思想传承者，黔中王学传续不绝。王阳明在贵州时门生即有数十位，其后又历传四代直至明末，诞生了诸多名传海内的王门学者。

从古至今，贵州人的教育与文脉，从未断绝。

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兴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节点，随着鸦片战争中列强坚船利炮的轰鸣，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天朝上国、九州禹贡的天下格局被打破。原本地处西南一角的贵州人，攘臂高歌，开眼看世界，义无反顾地走入了近代百年救国救民的时代洪流。

清光绪十一年《三字文》木版。

摄影/陈伟红

李端棻：何以成为近代教育之师？

1889年，年仅16岁的梁启超遇见了他的“人生导师”。

这位忠厚长者，不仅慧眼识英，作为主考官在科举中拔擢了梁启超这颗明珠；更是将自己大梁4岁的堂妹，介绍给了梁启超，并在此后将其向张之洞、光绪帝等极力推荐。这位改变中国命运的前辈，正是贵州贵阳人，李端棻。

李端棻塑像。

摄影/陈伟红

没错，大名鼎鼎的广东江门新会人梁启超，确实是个贵州女婿。

或许是因为梁在近代史上太过耀眼，大家往往将之视为李端棻生平中的高光时刻。殊不知，这位出身黔地的教育大师，凭一己之力拉开了从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序幕，被称为近代教育之父。他的一生都在为“师者”作注：

他是才俊之师，虽大才如梁启超，亦不过是李端棻平生发现的满斛明珠中的一颗。李端棻一生，曾先后出任晋、粤、川、鲁四省乡试主考官，桃李天下，识得人才无数。

他还是帝王之师。光绪十年（1884），李端棻署理国子监祭酒，成为清朝教育体系中最高学府和王朝教育的主管机构的最高管理者，类似如今的教育部部长。光绪十四年（1888），李端棻又担任经筵讲官，为年轻的光绪皇帝授课答疑。

他更是近代教育之师。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向朝廷上《请推广学校折》，全面系统地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全面蓝图构想：开设新式学堂、推行西学科目、选派学生出国游历……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首倡建立京师大学堂，是为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这些建议，为束缚思想、埋没人才的旧式教育制度，鸣响了第一声丧钟，也为日后的近代教育制度，埋下了第一根枕木。

最后，作为一个贵州人，他自然也是贵州之师。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端棻返乡后，应贵州巡抚之请出任新式学堂——经世学堂主讲，在教学中宣传新学，推进贵州思想进步。在书院任职期间，李端棻写出了面向贵州人的一部教科书：《普通学说》，被誉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开山之作。

此书一经面世，即引起了黔中人民的一场思想地震：李端棻在书中大胆地摒弃掉经学，提倡贵州人应读的书只有一种，那就是学以致用的救时之学，可谓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然即便千夫所指、舆论汹汹，能开一省之智，有何可惧？虽千万人吾往矣！

贵阳南明区李端棻中学。

摄影/陈伟红

如果说李端棻是开一省乃至一国的教育风气，那么另一位贵州人，则是带着贵州乃至中国，开眼看了世界。

黎庶昌：“开眼看世界”的贵州人

清代贵州遵义东乡有一个叫沙滩的小村庄，前带江流，后枕山峦，因村前江流中有一百丈沙洲而得名。正是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中，诞生了从乾隆年间延续至清末民初的贵州“沙滩文化”，其中，就有黎庶昌。

遵义洛安河畔，是沙滩文化的发源地。

摄影/陈伟红

光绪二年，39岁的黎庶昌接到调令，随公使郭嵩焘出任大清国驻英参赞。此时受传统华夷观念的影响，守旧派纷纷跳脚反对，嘲讽外交人员为“去父母之邦”“未能事人而事鬼”。黎庶昌却欣然应命，一来因为他深受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先驱的影响，二来他深受阳明文化影响，深知“知行合一”之理，与其闭目塞听，不如亲往观之、制而用之。

黎庶昌故居。

摄影/陈伟红

黎庶昌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远洋轮船，由此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自此之后他历任英、德、法、西四国使馆参赞。在欧五年，游历十国，写成《西洋杂志》八卷；两次任驻日公使，深入了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古逸丛书》清光绪十年遵义黎庶昌日本东京使署刊本。

收藏来源/天津图书馆

丰富的外交经历，使得黎庶昌成为了当时清廷少有的洋务人才，连当时的执政者慈禧太后在召见时也屡次向其询问西方的政制民情。要知道，当时的清朝统治阶级还在困惑英吉利与大清有无陆路可通、拿破仑为何拿破轮。

张之洞：教化万民的改革领袖

生于贵州的张之洞则是近代中国学制的奠基人之一，他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参与拟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付诸实施的学制体系：癸卯学制。这一学制详细规定了中国教育的阶段、修业年限、修习科目、学校类型等规章制度，以崭新的面貌告别了封建教育体制。同时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也成为了指导洋务派改革时弊的思想武器。

张之洞《行书七言联》。

收藏来源/私人藏

从放眼世界，到教化万民，一代代贵州人发韧于西南群山，在中国近代的启蒙教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贵州人的“特殊一课”

贵州，这片文化的“桃花源”不仅培养出一代代能人志士，更是在抗战时期庇护无数师生，为中国保留了一批批“读书种子”。战火之下，贵州人也誓死捍卫着学校讲台的宁静。

抗战期间内迁贵州的大学共有8所，其中既有军校，也有医科院校和综合大学。他们躲避着日寇的兵锋，跋山涉水跨越大半个中国而来。这些高等学府，在日寇“亡国灭种”阴谋威胁之下，于贵州保全着中国人的文化命脉和读书种子。

抗战期间，许多大学內迁往贵州躲避战火。

制图/刘耘硕

以浙江大学为例，在贵州办学的七年，被浙大师生视为危急存亡之秋，同样也被认为是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在贵七年，在万分艰苦危险的磨练之中，受贵州人民的庇护，浙大师生静心研究、实干报国将学校办成了“东方剑桥”、“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大西迁。

摄影/夏小西

同时，浙大人也与贵州这方土地与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竺可桢常鼓励浙大学生们亲身实践，为当地人民造福。浙大农化系的师生在湄潭测定了当地茶园的土壤酸碱度以及各类农产品的性状。浙大在湄潭创办的浙大附中，广泛吸纳大批当地的求知青年，开启读书求知之路。

教育之外，文化典籍也在贵州栖身暂避。浙大校长竺可桢受民国教育部的委托，将原藏于杭州的《四库全书》文澜阁本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在贵州人的细心呵护下得到了保存。

曾保存《四库全书》的地母洞。

供图/贵州省青年摄影家协会

所以什么是贵州文化的精髓所在？

当年黎庶昌离开家乡时，表兄郑珍，同样也是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勉励他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兴”，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大约就是“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应凭自身的才干器宇，慷慨前赴天下兴亡的时局中去。没错，这不止是黎庶昌，同样也是贵州的精神——

这座山地大省地处西南一隅，远离文化中心，却一代代人才辈出。从秦汉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明朝首开科举、创立王学，再到清末开眼看世界、为教育树新风，贵州人克服了先天地理的阻碍，求知之心有多远，文化就能传多远。

文昌阁旁的城墙。

摄影/陈伟红

来源 地道风物

编辑 吴一凡

二审 李劼

三审 刘丹